今年是邓小平“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重要谈话发表30周年，社会各界积极开展相关纪念活动。本月初，中央文献研究室与国家外国专家局在京举行座谈会，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就“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重要谈话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回顾和探讨。

30年来，我国引智工作的规模、形式发生了怎样变化？未来工作又将面临哪些新挑战？围绕相关话题，记者采访了部分专家学者。

引进海外人才的专业结构不断调整

“引进来”和“派出去”是引智工作的两个组成部分，是效果不同、相互补充的有机体。其中，引进外国专家是最直接的引智方式。据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主任陈化北介绍，我国引进外国专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政府机关、经济和社会管理部门、工商企业等聘请来的专家，称为经济技术管理专家；二是在教育、新闻出版、科研、文化、体育、卫生部门服务的专家，称为教科文卫专家，可分为语言类和专业类两大类。

30年来，我国引进海外人才的规模不断扩大。有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境外来中国内地工作的专家从最初的每年不足1万人次，上升到2011年的近53万人次。在引进人数增加的同时，引进专家的专业结构也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不断调整。陈化北表示，20世纪80年代，许多高校纷纷恢复或新建外语系，急需外籍语言教师，这一时期引进的专家多为语言教师，大约占当时引进教科文卫专家总人数的70%以上。90年代，非语言类专家的比例逐步提高，为配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期准备，聘用了财经金融、工商管理、法律领域的专家。进入21世纪，通过在高校实施如“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等一系列国际合作科研项目，引进专家的结构发生逆转。语言类专家的比例下降到不足30%，而专业类专家的比例上升至70%以上。

英国公共外交专家麦启安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引智工作成效显著。我们不应停留在过去的成绩上，外国专家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在过去20年，麦启安作为中英经贸关系发展的“民间大使”，致力于推动中国与世界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他认为，与过去注重引进科技和工程领域专家不同，未来中国引进海外人才的专业结构将随着中国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调整。他举例说，如在第三产业领域，海外人才可以为中国提供更多服务。

努力实现从“学生”到“先生”

“派出去”是引智工作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化北说，与“引进来”相比，“派出去”的引智方式比较迂回，过程会长一些，但通过出去学习、交流、合作，可以将先进的知识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带回来。

记者了解到，“派出去”学习、培训的渠道远不限于外专局系统途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告诉记者，现在我们“派出去”的渠道很多，各个部门、高校、研究机构及企业等都在派人“出去”深造。而且，过去以国家、单位公派为主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社会派遣、个人自费出去的情况比较普遍。以出国留学为例，2012年留学人员总数近40万，其中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的只有2万多。

“高校和科研机构选派教师出国进修、加强合作研究等，对繁荣我国学术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洪成文说，现任大学领导层成员多数有海外学习背景，今后我们的选派对象范围可以更广，可以向民办大学、民营企业拓展。

“我们的专家学者，过去出去后主要充当‘学生’角色。但现在，这一情况逐步发生了改变。中国学者不仅要与国际同行成为‘同事’，更要成为‘先生’。”洪成文认为，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派出去”将从单纯以学习和借鉴为目的向新的阶段转变。

继续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力度

新时期引智工作如何创新和发展？

多位受访学者谈到，引智既要注重数量，更要注重质量。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唐忠所言，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无论是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吸引力，还是提供工资待遇的吸引力都增强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是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的地方。陈化北表示，当前来中国“淘金”的外国人不少，其中不乏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三非”人员，在引进外国专家时一定要有选择聘请，而不是盲目被动接受。

“近年，各单位推出的一系列引智项目推动了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但仍须改进和发展。”王辉耀补充道，我国高端人才流失现象严重。从留学人员有关情况看，科学、工程领域博士的滞留率平均达87%。这种现象需要改变。此外，高校吸引国际学者的情况不乐观，即使是国内实力较强的高校，在引进海外人才方面也与国外机构存在差距。

麦启安认为，为了吸引更多高端人才来华工作，除了在软环境建设、人才体制机制完善等方面亟待加强外，中国还应加强公共外交，向外界传达中国的信息。“中国有非常好的故事可以向世界介绍。只有让世界真实了解中国，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的发展机遇和前景，才会有更多、更高质量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被吸引到这里来工作。”麦启安说。

责任编辑：蔡毅强